“明神宗爱诸税监，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，悉寝不报，而诸税监有所纠劾，朝上夕下，辄遭重谴，以故诸税监益骄。”
朱翊钧偏爱税监，对于大学士赵志皋、沈一贯及廷臣一百多份谏止矿税的奏疏不予理会，对税监的纠劾，则“朝上夕下，辄加重谴”，不少官员只因税监的片言只语，便被罢官、下狱。就这样，矿税使的权势欲、贪欲在皇权有意的纵容下，得以恶性膨胀。
朱翊钧自称：“不从中使之言，不足厚集其利。”
矿税使的疯狂经济掠夺，加速了民众生活环境的恶化，造成各项生产和经济事业萎缩，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商业和手工业。大小商贾、手工业作坊主及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，生活日趋贫困。
在生存权毫无保障的情况下，被迫害的民众在地方官员的默许和支持下，奋起斗争了。
万历二十七年四月，临清市民一万多人揪打税使马堂，烧税署，毙其爪牙三十七人。辽东税监高淮上凭皇帝之宠信，下凭与辽东地方豪强李成梁勾结，互为利用，成为辽东大害，剥蚀辽人不知几千百萬，皆填委大内。
湖广税监陈奉，不但征税，还公开地抢劫行旅，殴打维持治安的官员。他手下的税吏在武昌经常假借缉查私货的名义，闯入民宅，奸女，勒索财物，稍微不满意，就将人逮捕到税监所主持的税务公署，用酷刑追缴漏税。激起大规模暴动，二十余万人攻击税务公署，陈奉逃到亲王府躲避，密令他的骑兵卫队三百余人向抗暴群众冲杀，当场数十人死于非命。群众更为愤怒，生擒了陈奉最亲信的助手六人，投入长江。
云南税监杨荣，性情贪暴。官府进食，非熊掌鹿脯不肯下箸。所居馆驿，须锦毡铺地，绫罗为帐。凡经过的街道市肆，一律要悬灯结彩。暑天，杨荣怕太阳炙伤皮肤，勒令有司路上搭盖漫天大帐，延长数十百里，必此县与彼县相衔接。杨荣坐着十六名夫役抬的绣帏大轿从漫天帐下走过，沿途不见阳光还嫌不足，又命差役五六名，各持了大扇，步行跟着大轿打扇。每县中，仅帐篷一项，就要花去五六万金。贫瘠的官府无可奈何，只得苛取小民。活不下去的群众组织起来攻杀他的随从，杨荣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，全都用酷刑致死，又逮捕拒绝合作的指挥使樊高明，拷打后戴枷示众。民变与兵变结合，袭击杨荣，把他杀掉。
不过，历史的真相扑朔迷离，也有许多史籍肯定万历派出矿监税使是对的。根据现存明代文档，矿税实际上是工商税为主。万历大规模征税以前，土地兼并恶性发展，官僚无论是种田还是经商，都不用交税。自耕农为了逃税，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挂靠在官僚名下。商人如果花钱挂靠在官僚开的商号下，也能获得一切免税的利益。通州的大商人也是如此，都把自家的产业挂靠在漕运总督李三才的名下。虽然要进贡一笔钱财，但吃小亏占大便宜，国家的赋税不用缴纳了。
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把产业挂靠到官僚名下，交税的人便越来越少。
万历矿税的征收，触犯了这些人的利益。
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《上罢商税揭》中说道：“商税非困商也，困民也。商也贵买，决不贱卖，民间物物皆贵，皆由商算税钱。夺民之财，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，生之，节之，两端而已。”
按照高攀龙的说法，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征收商业税，征税就是夺民之财。生财之道只在节约。如果政府没有充足的财源，何以养兵御敌，何以赈济灾民？
暴乱确实存在。但也有太监向皇帝控诉，说这些暴乱是地方官在幕后操纵的。太监因认真收税，经常被老百姓打死。
这些暴乱有很大一部分，并非普通百姓忍无可忍，自发起来造反，而是本地权贵煽动甚至组织了一批人，暴力攻击征税太监及其随从。然后谎奏皇帝，诬告太监在征税过程中残害百姓，引起社会不稳定，以此迫使皇帝收回税监。在反对矿税的浪潮中，有一部分因素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利益。
历朝历代，官僚的天敌都是太监。太监不需要寒窗苦读，不需要磨穿铁砚，不需要处理政务，不需要昼夜辛劳。他们只需要哄好皇帝，就能得到权力和金钱，假借王命，横行不法。明朝太监肆意辱骂大臣的现象随处可见，大臣只能忍气吞声。两大阵营之间，永远互相嫉妒，互相憎恨，互相死掐。
万历二十九年，苏州税监孙隆宣布每台织机加派三钱银子，每匹丝绸加派三分银子。马上引起了苏州工商业的集体抵制。商户宣布罢市，纺织老板——机户宣布停机。两千名纺织印染工人——织佣聚集起来，在一名叫葛成的机匠的带领下，分成好几拨，去焚烧孙隆手下税使的房子，并把税使抓出来打死。历史上称为“织佣之变”。
实事求是讲，孙隆增收的税并不多。一匹丝织品在当时最少值二两银子，增收三分银子相当于15的税率。至于一台织机三钱银子，就更低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文官集团坚决站到了机户和织工这边。孙隆在府邸被围攻的时候，向苏州知府朱燮元请求派驻军镇压。但朱燮元拒绝了，说：“不可，兵所以御外寇者也。吾不能锄奸，以至召乱。若又击之，是重其毒也。且众怒难犯，若之何抱薪救火哉？”大意是说，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，不可用来镇压民变。我作为本地父母官，不能消灭胡乱征税的奸邪小人，让人民受苦，已经是罪过了，怎么还能去镇压人民呢？
孙隆只能逃走，跑回北京去向皇帝告状。
李三才任漕运总督时，父亲李珣已经去世。李珣当了近四十年的通州商会会长，兢兢业业，德高望重。通州商界同仁，深切缅怀老会长，一致请求李三才子承父业，继任通州商会会长。李三才以官职在身，公务繁忙为由，再三推辞。但通州商会元老大都是他的叔伯辈，坚持要他出任。李三才盛情难却，只得应允。好在通州商会只需要一面旗帜，一位精神领袖，生意场上的纠纷和矛盾，都自行解决，从不麻烦李三才。
通州为畿东首冲，是大运河的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，沿线布满了税使，雁过拔毛，重叠征税，几至数十，张家湾成了重灾区，店肆停业，商旅裹足。李三才的长子李元已考中进士，授职庐州知府。次子李扬、三子李澹和四个胞弟都在经商，损失惨重。他们屡屡写信向李三才求援，希望他出面制止税监贪暴。李三才虽是封疆大吏，却爱莫能助。
思忖再三，李三才写信让大弟、次子留在老家，其余四人搬迁淮安。他坚信，总有一天，矿监税使会结束罪恶，滚回皇宫。
第四十一章 矿监税使[2/2页]